重点是锁定使用权人的土地用益物权，要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利。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追求更富，投入在国外，不受本国市场与民主机制力量的约束，因而不能惠及本国人民，甚至带来产业发展停滞和下降，导致失业增加，扩大贫困群体。其次，贫富差距拉大，产业转移导致就业流失，政府财税收入锐减，赋税国家面临破产，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而企业主要是跨国公司在国外的投入，是生产低成本的选择，收益比在国内投入更高，所以他们会更富。
中国与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和崛起主要是受惠于产业转移与外包的第二波浪潮，全球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导致了金砖国家的快速增长，没有经济全球化，也就没有金砖国家的崛起，它们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支持和推动者。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为何陷入迷失？日本与亚洲四小龙，还包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他们的崛起与快速发展主要受惠于产业转移与外包的第一波浪潮，在20世纪60年代初腾飞起来，经历了70年代与80年代的繁荣，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他们开始走下坡路，其中特别是日本陷入长达20年的经济迷失，一蹶不振，原因也是在于产业的转移与外包。他们更富的来源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主要是劳力成本差异。但是，问题是美国与西方国家市场化程度比中国大得多，他们经济为何衰退了呢？还有俄罗斯与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转型为何陷入困境？显然，经济增长自然离不开经济体制，但是经济体制不是唯一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中国经济奇迹就是因为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加入WTO后的10年是中国经济黄金10年，但是也是中国改革停滞的10年，显然中国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并没有直接关系，经济增长更与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有关，与成本和利润有关。他们的经济模式基本上是加工制造，以出口为导向，基础在于成本优势特别是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而一旦这一优势逐步失去，经济增长也就随着产业的转移趋于减速与停滞。
简单地讲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主要来源于全球资本对全球资源的横扫与掠夺，特别是对全球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但由此也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美国和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源点，他们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它们掌控核心技术，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治理体系的制定者和主导者。但外界对此有很多质疑。
二战后，后发国家普遍认为，要摆脱贫困就必须发展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大产业，这实际违背了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我们当时推行4万亿的反周期政策，实际是以货币政策为主，不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因为政府提供的1/3不到，2/3靠信贷。有一点补贴也不过是对外部性的补贴。但后发国家的资本回报率一定高于发达国家，因为资本相对短缺，因此积累资本的积极性和人均资本的增速会高于发达国家。
《英才》：在企业界，大家都非常关注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如果一个产业要补贴才能生存，它就违反了前面讲的要符合比较优势。
所以我讲的因势利导框架，一方面是要避免政府冒进，二方面是避免企业寻租。《英才》：按你的说法，光伏不就是朝阳产业吗，前几年发展很火，政府因势利导，有大量补贴、帮扶，结果出现这样大的问题。原来符合它比较优势的产业很快就会变成它的夕阳产业，它的夕阳产业就是追赶国家的朝阳产业。到底要选择哪些产业，这不是政府决定的，主要看私营企业是否有积极性进入。
发达国家以消费为主都出了问题。好多争议实际是没有好好看我的书，他是拿他的框架去套。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我们看到的理论模型都是理想的模式，连发达国家也没达到。
收入分配改善，消费会增加一点。如果一个国家二三十年发展都很快，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业基本符合它的比较优势。
但目前以大银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中，他们得不到金融服务。从二战到现在，180个经济体长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他也可能成功，就有很多人跟进，他没有垄断利润。第一年2500万到账上，支付2500万的利息。这时它的资本积累和工资上升也很快。《英才》：你认为中国经济应该坚持投资驱动，不能过早过多刺激消费。认为政府都是坏的，最好不要有政府，就像新自由主义，那就是不及犹过。林毅夫：有人看到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说。
同时金融体系的管理要改善。另一种是现有的产业还没达到前沿水平时，去找更发达国家的产业作为参照来进行技术、产品创新。
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按比较优势发展都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这是相同的。那你过度谈市场，也可能导致市场犯错。
到1980年代，主流看法又认为，后发国家要摆脱停滞与危机，必须采取休克疗法取消各种扭曲，迅速建立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体制，结果却是经济停顿、政治动荡。《英才》：这背后是不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呢？林毅夫：我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问题。
但更多领导人在瞎子摸象过程中，实际经济发展差了，他又要长期执政，怎么办？只能加强控制，结果经济就会更差。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林毅夫对此很是无奈：现在的人习惯用微博，看标题，然后对标题进行批判，好多标题并没有很好地总结我的思想。林毅夫：我的理论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善人政府的基础上。近日，我国经济学者林毅夫接受《英才》杂志记者专访，就人们所关心的投资、消费拉动经济的问题进行回应。
因为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可能失败，别人就能避免同样的错误。这就有个问题，储蓄利率非常低，贷款利率非常高。
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四万亿 。从历史经验看，成功的追赶国家通常是找现在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来讲是两到三倍、过去二、三十年发展很好的经济体作为参照，他们的产业很可能就是追赶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但如果已经有民企自发地发现这种机会，表现出盈利能力，国家也应该帮助排除交易费用的限制。全世界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跃居高收入。
如果项目是1亿元，4年建成，我们批准后一次性把1个亿都拨到账下。林毅夫：企业当然会追求他们的利益，一种途径是提高效率，一种是增加政府的租金。而且我们资本账户也有控制，所以即使有些问题，也不会变成大量挤兑或资本外逃。林毅夫还配套提出了可操作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双轨六步法。
成功了就像邓小平，青史留名了。第三步，有些产业可能国内企业还没进入，那为何不把参照国的夕阳产业吸引进来？他们一定有积极性利用国外较低的要素生产成本，政府可以把他们进入的瓶颈消除。
在谈到一些经济学者反对投资时，林毅夫认为：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改为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显然是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我想钱荒有点像打预防针，当然会痛一下，可能还发烧一两天，但这样就给经济体系中的一些问题比较高的预警，然后进行必要的改革。
我读了那么长的历史，也跟那么多中外领导人有直接接触，我确实没看到一个领导人说，当领导人的目的是把国家毁掉。但我觉得成功的国家，实际是两只手都在用。
